红楼梦第37回体现贾宝玉什么特点
宝玉的四首诗表现了宝玉厌恶科举四书五经，爱好风花雪月，浓词艳赋，反映了宝玉对封建社会科举的反叛；后面咏菊表现出他对女儿的尊重喜爱，同时也表现出他对黛玉的偏爱
红楼梦第七回中体现贾宝玉性格特点的句子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
:“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这一节还怒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你安得什么心?莫不是她和我顽,她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我原是平民的丫头,他和我顽,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你的好心,只是那个偏又不领你的这个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在这里,林姑娘把人格价值与门第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比作戏子犹可恕,而把湘云看得比她高贵则是不可忍的.虽然这只是她的分析,宝玉并非此意.不过我们不要被黛玉的强词夺理所迷惑,其实最不可恕的还是把他比作戏子.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了耻辱,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所以才发泄了这么一大堆,这也正是她维护自尊心的一种鲜明的表现.
:“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有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个性存在本身就是叛逆.
第二十八回,写贾宝玉要看薛宝钗左腕上笼著的一串红麝串子.宝钗因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宝玉在一旁看着那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它不仅真实地表现了贾宝玉在爱情生活中那种合乎贵族公子身分的心理和习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说明了贾宝玉爱林黛玉绝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比较和选择;而选择的标准也不再是郎才女貌,而是内在的精神和思想.尽管薛宝钗“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但是贾宝玉最终还是虽然不无惋惜却很坚决地舍弃了她,而选取了林黛玉那与他发生共鸣的风神灵窍.这个表面上是那么平凡乃至近于琐碎的生活细韦,却是那样自然又那样真实地揭示了贾宝玉在选择爱情的过程中那种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的心理活动.
望***纳～～～～～～～～～
红楼梦贾宝玉/贾宝玉究竟为什么出家因为贾母偷天换日，本来答应了贾宝玉娶林黛玉结果最后将薛宝钗送上了贾宝玉的花轿，林黛玉心中郁结咳血而死。贾宝玉第二天出了家
红楼梦贾宝玉生日《红楼梦》隐藏并暗示了贾宝玉真实的出生年份是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丙戌），这个年份也就是贾宝玉和甄宝玉共同的原型人物、***真正作者曹頫的出生年份。那么，贾宝玉究竟生于哪一月哪一天呢？***是不是隐藏并暗示了曹頫确切的生日？
熟悉《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并没有明确写出贾宝玉或甄宝玉的生日，以至于贾宝玉的生日成了“红学史”上的一桩悬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对于***中的其他重要人物，作者则明确地写出了出生的月份和日期，例如：
第2回：元春生日是“正月初一”；
第22回：薛宝钗生日是“正月二十一日”；
第26回：薛蟠生日是“五月初三日”；
第42回：巧姐生日是“七月初七日”；
第43回：王熙凤生日是“九月初二日”；
第62回：林黛玉和袭人的生日都是“二月十二日”，王夫人生日是“三月初一日”，贾琏生日是“三月初九日”；
第70回：探春生日是“三月初三日”；
第71回：贾母生日是“八月初三日”。
作者曹頫惟独对于贾宝玉的生日遮遮掩掩，实在令人好奇。不过，***透露了贾宝玉出生的月份。
第58回写到，在宝玉过生日之前的一段时间，“这日乃是清明之日，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琮、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柩烧纸”。第59回写到，清明后不久，“一日清晓，宝钗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觉轻寒，启户视之，见园中土润苔青，原来五更时落了几点微雨”。再过了一段时间，就是第62回：“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第63回写到，宝玉生日当天怡红院群芳开夜宴之前，林之孝家的带领几个管事的女人来查夜，林之孝家的对宝玉说：“如今天长夜短了，该早些睡。”既然已经“天长夜短”，可见宝玉的生日在“立夏”之后。
第63回又写到，宝玉生日的第二天凌晨，贾敬为“守庚申”吞金服砂，“烧胀而殁”，“目今天气炎热，实不得相待，（尤氏）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择了日期入殓”，“三日后便开丧破孝”。第64回则写道：“择于初四日卯时请（贾敬）灵柩进城。”由此可见，宝玉的生日应在立夏后的某个月底。
那么这个“初四日”究竟是哪一个月的“初四日”呢？这可以根据二十四节气的常识和***文字提供的时间线索来辨析。
一般来说，阴历朔望年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有两个节气，如正月有“立春”和“雨水”，二月有“惊蛰”和“春分”，三月有“清明”和“谷雨”，四月有“立夏”和“小满”，五月有“芒种”和“夏至”……通常将前一个称为“节”，后一个称为“气”。相邻的节与气之间大约相距15天，两个节气之间相距大约30天。
***第58回写到，一位“老太妃”在清明节前去世了，在偏宫中停尸祭奠21天，贾母等人送葬则是在立夏之前。送葬队伍在路上走了十来天，到了孝慈县之后又停了几天的灵，然后贾母等人打道回府，回程又走了十来天。***写到了祭奠和送葬的时间表：
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贾母婆媳祖孙等俱每日入朝随祭，至未正已后方回。在大偏宫二十一日后，方请灵入先陵，地名孝慈县。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
按这个时间表算来，贾母等人返回贾府时大约是在立夏之后将近一个月，即“芒种”前后几日。因此，贾宝玉的生日正好处于“立夏”到“芒种”之间的阴历四月。
第64回写到，贾敬灵柩于初四日进城，供奠举哀完毕，几天后贾母等人就回来了。就在贾母回府的前一天，贾宝玉听雪雁说林黛玉在自己房中设案点香，他想：
或者是姑爹姑妈的忌辰？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馔，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时已过。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
这段文字明写的月份从上下文来看，根本不合理。贾母回府是在芒种节前后，可是芒种节既不可能在六月，更不可能在七月。这显然是作者在故意制造时序混乱，隐瞒真相。
第64***末和第65***初写到，贾琏是在贾敬死后的第二个月“初三黄道吉日”偷娶尤二姐的；第68回酸凤姐大闹宁国府，也说“亲大爷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第65回写到，尤三姐“嘲笑取乐”贾琏和贾珍时，尤二姐和贾琏已经“作了两个月夫妻”。至第66回，贾琏前往平安州，途中遇到薛蟠和柳湘莲，柳称“月中就进京”，将定下与尤三姐的亲事，“谁知八月内湘莲方进了京”。由此推算，贾琏偷娶尤二姐是在“六月初三”，贾敬灵柩进城则是在“五月初四”。
由于“开丧破孝”不可能在初四当天，最晚是在初三日；已知“开丧破孝”是在贾敬暴亡“三天后”，则贾敬最晚死于四月二十九日。故贾宝玉的生日必定在四月二十九日之前。
既然贾宝玉出生在四月底，那么他是否生于“四月二十六日”呢？从***的叙述来看，贾宝玉不可能生于“四月二十六日”。第27回写道：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
在这一天，“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大姐儿、香菱与众丫鬟们都在园内顽耍”，黛玉一个人在悲悲切切地葬花。第28回写到，四月二十六日当天，午饭过后，冯紫英请贾宝玉、薛蟠，“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并唱小旦的蒋玉函、锦香院的 *** 云儿”等人吃茶喝酒；宝玉回来后，很快就睡觉了，“一宿无话”。
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七日，宝玉醒来，听袭人说“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戏献供，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儿的节礼也赏了”。第29回写到，二十七日当天，凤姐来到贾母处，也只是“说起初一日在清虚观打醮的事来，遂约著宝钗、宝玉、黛玉等看戏去”，接着就是叙述五月初一贾母亲自去清虚观拈香为元春打平安醮的情节。
由以上三回可知，四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两天，贾府上下完全没有给贾宝玉做生日庆贺的任何迹象。因此宝玉的生日只能是四月二十八日。
对于贾宝玉真实的出生日期，***开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间特征。第一回写到，在一个炎热的夏日，甄士隐梦见一僧一道携“通灵宝玉”“下凡造历幻缘”；梦醒后，甄士隐抱着英莲去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回来时正好看见一僧一道在街头分手。大家都知道此时茫茫大士和渺渺***已在警幻仙子那里“将蠢物交割清楚”，“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也就是说，贾宝玉出生在这一天。
***在这里提到了一个特征时间：“过会”。什么是“过会”呢？“过会”是民间旧俗，据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
过会者，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杠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最易生事。
这是京城“过会”的情况，但各地大致相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仲宇先生如此介绍“过会”：
道教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少在本教内部以及民间都有重大影响的宫观、名山，有的还是某一教派的宗坛所在，所以在教内外都有极大的号召力。这些名山宫观中所供奉的神，能够吸引附近乃至于千里以外的信众、香客前来进香，尤其是其神仙的生日等重大节日，以庙为中心，以敬奉该宫观的神仙、祖师等为主要内容，形成规模巨集大的祭祀、庆祝活动。所以这些庙会常常有不同的名称。有时为突出其进香的内容，称为香会；为突出其报答神佑、***取大规模民间文艺演出的特点，称为赛会、过会、出会。……在庙会中，人们常举办各类娱神又娱人的民间文艺活动，有时也请专业的戏班来演酬神戏。比如，北京有所谓过会的习俗，就是在各庙会期间，演出各类曲艺、杂耍等。
这就是说，“过会”是道教的祭祀、庆典活动，其中有各类民间文艺演出。正因为“过会”有各类文艺演出，甄士隐才会抱着三岁的小女儿英莲到街前去“看那过会的热闹”。由此大家可以知道，贾宝玉的生日与道教在四月底的某个祭祀或庆典活动有关。
查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卷三《神仙谱系》、卷四第八篇《文化艺术·道教节日》，以及香港“道教文化资料库”网站（该网站刊登了《诸神圣诞日玉匣记》等集所载的《诸神圣诞节日期》），四月二十八日当天，道教的重大庆典活动只有一个：四月二十八日，“药王圣诞”。
由于《诸神圣诞日玉匣记》等集所载的《诸神圣诞节日期》截止于明代，后来实际又有增加，有些神诞就没能够都蒐集进去。又由于时代及地域的差异，这些圣诞日对于民间风俗的影响不一。例如，***第29回写到，“八十多岁的人”张道士对贾母说：“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这里做遮天大王的圣诞。”这个“遮天大王的圣诞”就不见记载。
什么是“药王”呢？《中国道教·卷三》对此有清楚的解释：“药王是古代对精于医术的名医和有关传说人物的景仰并加以神化，而后奉为主司医药之神。”主要者有三：扁鹊、孙思邈和韦慈藏。该书写道：
清顾铁卿《清嘉录》卷四又记吴郡（今苏州市）药王诞日祭祀情况，曰：“（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生日（据载，此为扁鹊生日引者注），医士备分烧香，骈集于洙泗巷之三皇庙，即医学也。郡县医学官司香火。卢家巷亦有药王庙，诞日，药市中人，击牲设醴以祝嘏，或集众为会，有为首者掌之，醵金演剧，谓之药王会。”
《清嘉录》记载的仅是苏州一地的情况，实际上，在我国历史上的各朝代中，不少地方都建有“药王庙”，广大民众对药王极为崇重，向有药王盛会之俗。河南省商丘市医药局的曾军先生在《历代的医药盛会庙会》一文中对药王庙会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对庙会期间的热闹景象，该文写道：
庙会期间，盛况空前，许多名医或沿古驿道而上，或乘河船而下，聚集庙中，效法药王为民除疾，施医施药；并欢聚一堂，互相交流治病经验，共襄诸子百家学说。邻县乡镇，商贾士绅也纷纷前来借会经商卖艺。庙会全场，满挂天花彩帐，庙中灯火辉煌，香菸缭绕；庙外高搭吹台，梨园***二、三家对众公演，终日丝竹之声不绝，锣鼓之声遥相可闻；更有铁炮声震，鞭炮齐鸣，世人雀跃欢腾，人流如涌，各个争相登高，以目睹庙中药王圣像为幸事。
由此看来，甄士隐抱着英莲去街前所看的“过会”的热闹，正是四月二十八日“药王会”的盛况。
各地尊奉的药王不一样，有“北谓扁雀，南为孙思邈”之说。药王孙思邈的生平经历特别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他终身不仕，隐居山林，唐太宗、唐高宗等几位帝王数次征召他到京城做官，都辞谢不就。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孙思邈被追封为“妙应***”。
《红楼梦》多次写到了有关医药的情节，由第10回张太医论秦可卿之病这个情节来看，作者曹頫精通医药之学。汪佩琴女士的《红楼医话》一书对此有深入精辟的辨析，大家可自行参看。从第28回贾宝玉论林黛玉之病这个情节来看，宝玉也懂得不少医药知识。由此看来，作者和宝玉都是继承了“药王”衣钵的。
更有意味的是，***第120回写道：
贾政进内谢了恩，圣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问起宝玉的事来。贾政据实回奏。圣上称奇，旨意说，宝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过来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进用。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便赏了一个“文妙***”的道号。
在此前多回情节中，贾宝玉口口声声说要去做“和尚”，可是“文妙***”分明是一个道号，并且与道教神仙孙思邈的封号“妙应***”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两人又都是“不受圣朝的爵位”。由此可以断定，作者曹頫设定上述情节，正是为了暗示贾宝玉真实的出生日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药王（孙思邈）圣诞”这一天。
查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1706年丙戌阴历四月二十八日，阳历为6月8日，告诉大家，这一天，就是贾宝玉的真实生日，也就是***真正作者曹頫确切的出生日期。
<红楼梦》贾宝玉谐音***宝玉
红楼梦贾宝玉哥哥
若真按血缘来的话，宝玉没有嫡亲的弟妹，跟他同父同母的元春和贾珠都比他大。比他小的探春和贾环的生母是赵姨娘，跟他同父不同母，是他的庶妹庶弟。
亲戚中，他是林黛玉的表哥，跟史湘云也是亲戚，也算她表哥，但从血缘上来说不如跟林黛玉亲。跟他同辈的其他人要么比他大，要么八竿子才能打出一点关系，叫他哥哥只是表示亲切和讨好。
关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语言特点但知言语浅 不知人意深
他总是问林妹妹 昨夜咳嗽了几次 醒了几次什么什么的
句句平平淡淡 却真真实实
《红楼梦》第七回中体现贾宝玉性格特点的句子有哪些？贾宝玉有点叛逆，不喜欢读书，尤其是厌恶八股文，从内心鄙视和牴触所谓的功名利禄，不追求上进，是既奇又俗的人物。《红楼梦》中一段诗词这样描写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不通世务”、“怕读文章”是贾宝玉的最主要，也是最可贵的性格，贾宝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精神也集中体现在这里。“不通世务”是说他在结交仕人、应酬官府、遵守礼教等方面一概不通，不符合封建正统派人物的要求；“怕读文章”是说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儒家著作，对猎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八股文章毫无兴趣。这是一个“愚顽”的“蠢物”，其实，这正反映了贾宝玉对封建正统思想的不满和反抗精神。
在贾宝玉的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就是与林黛玉的相爱了。这场恋爱，一方面开始于叛逆性格，另一方面又促使了他的叛逆性格的最终形成。这是他生命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叛逆行为。宝、黛不但要求婚姻自主，而且在恋爱中背离了封建社会的人生之道。他们在反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导致了两人的悲剧结局。
第二，贾宝玉尊重女性、热爱女性、崇拜女性、同情女性，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贾宝玉喜欢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的生活，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斗草簪花、低吟悄唱、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对许多少女都多情，喜欢林黛玉，暗慕薛宝钗，欣赏史湘云，尊重袭人、晴雯、紫鹃、麝月，同情平儿、香菱、鸳鸯。
贾宝玉的秉性温柔，对女儿有着由衷的崇拜，他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所以他“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宝玉身上，这不是什么病态的心理。宝玉身上虽然有着一些脂粉气，但他仍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是一个外在的秀气与内在的率真完美结合的英俊少年。他的气质与对女儿的赞美崇拜，更多地表现出对美和理想的追求，是对那个充满了浊臭气息的男尊女卑时代的抗争与颠覆。
红楼梦第八回中 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 体现了贾宝玉的什么性格一贾宝玉的“男性解放”形象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叛逆者形象，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夜的新人形象。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处处流露出对传统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颠覆。虽然，受其时代的局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性别角色是怎么回事。但在他的身上，却凝聚了男性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诸多理念。这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同时又是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叛逆者。
1、贾宝玉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
儒家文化观念下的理想男人应该是：正心修身齐国平天下。贾宝玉是被其所属家庭寄予厚望的一个人物，贾政等人对宝玉的期望，自然是“深精举业”，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贾宝玉一生鄙弃功名利禄，最恨所谓“仕途经济”。这种“不思进取”，是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驰格格不入。在贾宝玉那里，与功名相对的，是“风月诗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2、 贾宝玉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规范中，男孩子从小便被教育他们是不同于女孩子的，他们应该与女性保持距离。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整天和女性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而不可救药。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情呢，自然是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对女孩子们做的事情感兴趣。这或许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
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的那份“权威”。在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
宝玉具有男人解放主义所要求的对女人的尊重，他曾说：“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沫而已。”他甚至认为“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世界如鲍鱼之市，女人世界则若芝兰之室。
他与女 *** 往的平等观，以及对女性的爱护，通过许多细节表现出来。第二十一回，宝玉用湘云洗过脸的水洗脸，这绝对是传统的“大男人”形象所不容的。对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宝玉同样没有身为男性或“主子”便高人一等的概念，
3、贾宝玉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
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对男女差异有着明确的规定，男人的“阳刚”对应女人的“阴柔”。为了塑造这一不同的性别形象，男性和女性在幼年的游戏内容上便有区别，而贾宝玉却要打破这区别。第六十二回，香菱等人斗草，“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这种女孩儿们的游戏，荣宁二府中，恐怕也只有宝玉这一个男性会热衷参与。贾宝玉被公认为多情公子，而这多情，也恰是男人的阳刚形象所不容的，是贾宝玉对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另一背叛之处。
4、贾宝玉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
直到今天，“老成持重”、“成熟稳健”的男人仍是社会性别角色要求下的“理想男人”，而宝玉“谤僧毁道”，用袭人的话讲，就是“说话不顾禁忌”；在平时的生活中，他和女孩子吟诗作对、嬉戏打闹，没上没下。这种性情的自由随意，不受约束，同样是男人解放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
5、宝玉反叛了男性友谊的“君子之交”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下，男人间深刻的友谊受到抑制。儒家文化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
二．贾宝玉的背叛，是阶级叛逆与社会性别角色叛逆的统一，正是这一双重叛逆决定了他背叛的彻底性，也使其人物形象变得更生动而鲜明。再以贾宝玉对男性的态度为例，《红楼梦》全书中，贾宝玉对于男性的态度主要基调是反感的，而他之所以同秦钟等人往来十分密切，以往红学家们基于阶级背叛的观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贾宝玉反感的男性是上流社会的人士，而他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底层的。。贾宝玉对他们的喜爱，表现了男性对俊美同性的欣赏，且这种欣赏又不是基于 *** 的。而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女性对美丽同性的欣赏受到认同和理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性身上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或会立即由此联想到同性恋。所以引入男人解放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全面体察，以及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红楼梦 贾宝玉 爱情观贾宝玉的爱情观，是“至情”——情不知其所以，一往而深。他对丫鬟的喜爱并不是滥情，而是发自内心对美好、清纯、干净的女孩的生命里的热爱，他所厌恶的八股科举，正是泥淖不变的、没有生命的象征。宝玉的爱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针对林黛玉的，从许多细节可以看出来。需要细节的话可以再补充提问哦
现代人认为，信佛修佛的人，多是因遭遇不幸，或姻恋失败，或是要解决身体疾病，所以李叔同的出家原因，百年来众说纷纭。 人们无法理解，正值事业巅峰、一生富贵的他，为什么要义无反顾遁入空门？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新文化运动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早慧的“神童”
1880年9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名门望族。他降生之日，一只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人们都说这是佛赐祥瑞。其父李筱楼当时已是68岁，老来得子，非常高兴，给他起名文涛，字叔同，他排行第三，小字三郎。李叔同的母亲王氏，是李筱楼的五姨太，当时是20岁。
李叔同的父母都信佛。李筱楼名世珍，祖籍浙江嘉兴，曾中头名进士，与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他官至吏部主事，致仕后经营盐业、兴办银庄，终成津门巨富，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晚年李筱楼尊崇王阳明理学，信仰禅宗佛学。他乐善好施，曾创办慈善救济团体，开办义学，有“李善人”之称。
幼年李叔同即受佛教薰染，5岁时，家里延请高僧为病重的父亲诵《金刚经》，唯李叔同能入内室，与其父同聆佛法。
李筱楼死后，李鸿章亲自为其祭仪点主。灵柩在家停放七日，众多和尚昼夜诵经，此事给小叔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幼时他与弟弟的游戏，便是学和尚做法事，“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李叔同的大娘郭氏及长嫂，也是虔诚的佛***，曾教叔同念诵《大悲咒》等佛经。
聪慧异人的李叔同，学舌时就跟着老父摇头晃脑地背诵对联了；6、7岁时，他攻读《昭明文选》，琅琅成诵；8岁读四书五经，他过目不忘；13岁临摹历朝名家碑帖，他就以篆刻和书法闻名，被人称作“神童”。
然而，人生的苦空，李叔同过早就感受到了。15岁时，他就写下：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
16岁，李叔同考入辅仁学院学习八股文。枯燥的八股他写得文***斐然，常得嘉奖。八股文章试卷格式严谨，文字必须写进印好的方格之内，但文思泉涌的李叔同，书难尽意，便觉纸短文长，常常一格之中夹写两字，于是就有了“李双行”的外号。当时他还师从名家学习传统的诗词及篆刻方法。
少年的李叔同比较叛逆。他沉迷当时被称为“贱业”的戏曲，喜欢唱戏、客串，还为心仪的坤伶捧场，甚至陷入迷恋而未果。
18岁时，李叔同与门当户对的俞家女成婚。这是母亲为他聘娶的天津茶商之女，后为他生下三个儿子（一子夭折）。
当时的社会风气认为，传统文化难以立国，受此影响，李叔同仰慕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哥哥从家产中拨出巨资供其置家，李叔同首先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无比兴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表其志。变法失败后，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1898年10月，李叔同带着母亲与家眷迁居上海，租住在法租界。
“二十文章惊海内”
到上海以后，这位19岁的津门才子，以年少鲜有的才华及桀骜不羁，很快驰名上海滩。每写文章，他必定“技惊四座”。多年以后，李叔同以一句“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概括了这个时期的状态。
他与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许幻园、文人袁希濂、儒医蔡小香、名士张小楼，结成“天涯五友”。这志趣相投的五人，相互酬唱，宣扬民权思想，品茗论艺，沉浸在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之中，享受着风流倜傥的快意人生。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等人师从蔡元培。南洋公学的办学特点是中体西用，他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也吸纳西方文化。他的英文成绩是甲等，被评为“口齿清楚，文法娴熟”，对日文他也略有掌握。
当时李叔同最喜法学，曾写过名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的论文，读书时期还翻译了法学著作《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两本书出版后在当时影响很大。
期间，李叔同曾报名应试科举，答卷针砭时弊，自然名落孙山。三场均未考中，仍回南洋公学就读。
1902年***风潮，蔡元培辞职，为了支持***，李叔同等很多同学都主动退学。后来他参加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探讨所谓“新文化、新***、新道德”。
1905年李叔同创作《祖国歌》，一经发表即风靡大江南北，广为传唱。之后他出版了《国学唱歌集》，以《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为歌词，富有传统文化内涵，显示了他深厚的“国学”底蕴。
李叔同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编写了《文野婚姻新戏剧本》；他将新思想新知识融入戏曲，创作了《黄天霸》等京剧戏目。他亲自上场，从小生唱到老生，赢得满堂喝***；他与上海书画名家一起办《书画报》，名声大振，成为上海的书画名流。
丰子恺描述过当时李叔同在上海模样：“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是李叔同对自己当时状态的写照。这位富家公子哥，家在上海有钱庄，出手阔绰，年少轻狂。除与文人往来，还常与歌郎、艺妓交际，为之写歌赋诗，极具纨绔之风。
烟花柳巷，声色犬马，这种寄情声色的游戏人生，虽如鱼得水，他自己也是有担忧的，22岁的李叔同写信给许幻园：“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
留学日本，学习西方文化
1905年四月，母亲王氏病重，李叔同速延请名医，未能奏效，因上街置办棺木，没能亲自送终，成为憾事。其母当时只有45岁。
悲痛欲绝的李叔同扶柩回津，为母亲举行了西式丧仪。追悼会上，家人***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装。不用锣鼓唢呐，李叔同用西洋的《弥撒》为母亲填挽歌，自弹自唱。
母亲死后，李叔同一度改名为“李哀”，自言“看破一层世相”，“幸福时期已经没有了”。然后将发妻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二哥，自己远走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
到了日本，李叔同入乡随俗。那时还是大清，他就立即剪掉辫子，改成西方最时髦的三七分。戴没脚眼镜，脱下长衫马褂，换上西装、尖头皮鞋。没多久，他便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了。他花巨资在东京上野租私人洋楼，装修成文艺气息浓厚的宅子，取名“小迷楼”。
李叔同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接受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同时就读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学习钢琴时，他不惜动手术，以拉长手指的距离。后来他出版发行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还研究戏剧，与同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东京为中国两淮水灾募捐，义演《茶花女》时，他男扮女装，成功反串了茶花女，其优美婉丽，被称超过日本俳优。在《黑奴吁天录》的演出里，他还一人饰男女两个角色。
留学日本五年，李叔同大量接受西方的现代艺术，身体力行实践西方现代思想，其个人生活也是反传统的。期间，他与一日本***自由恋爱，并且成婚。
回国任教
1910年，31岁的李叔同带着日籍夫人回国。不久他带着日籍夫人去上海居住，原配夫人及两个儿子被他留在了天津。
他被南京高等师范聘请做图画、音乐教师，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教书期间，他加入西泠印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
至友、同事夏丏尊说：“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李叔同的案头书，是一本明代刘宗周的《人谱》，在封面上，李叔同写了“身体力行”几个字。他常拿书中古贤人的嘉言懿行教导学生，自己也行不言之教，做事极致认真，一丝不苟，连走路他都目不斜视。
此时的李叔同，脱下洋装，换上灰色粗布袍、黑布马褂和布底鞋，金丝边眼镜也换成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对艺术的理解开始回归正统，走回儒家文艺理念。他认为文人修身，重于修艺，艺德重于技能的训练。“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行必高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器识，就是指修养与境界。李叔同将“艺德”的养成，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准则，“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培养学生的最高目标是“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依循传统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李叔同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认为音乐对人的性情有非常大的陶冶作用，他倡导“以美淑世”的美育理想，认为艺术有提升道德的力量。
李叔同大胆引入西方美术、音乐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绘画及音乐韵律，尝试中西艺术的融合。他以学问和人格折服了学生和同事。他每月寄钱给刘质平，资助他在日本的留学费用，直至他学成，而且不求偿还，还叮嘱刘质平不可告诉他人。做教师的七年里，他先后培养出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众多名人。
在美术领域，李叔同创造的诸多第一，改变了中国美术史。他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创作、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他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当时国人研究的第一。
李叔同是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的先驱，也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他最早将西方乐理引入中国，最早介绍西洋乐器、引进五线谱，最早在国内推广钢琴音乐；他作曲作词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三声部声乐作品；脍炙人口的《送别》，借鉴西方乐曲的同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歌词意味深远，充满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意境。
这位学贯古今，融汇中西的全才、通才，在事业渐趋登峰造极中，内心却无处为安。在李叔同看来，文艺还是属于“术”的范畴，文艺再好，也只是末枝小道，不是终极真理。而人生的无常、生命的倏忽，却是旖施绚丽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本质。
绝尘而去 剃发为僧
1916年，李叔同***期到杭州虎跑寺断食，开始是想借此疗治长期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症。期间的一些神奇体验，让他悟到很多东西，同时他也接触了很多佛经，对名利情执的虚妄，有了进一步了悟。第二年，李叔同又去听法，自己改名为“李婴”， 示脱胎换骨之意。
1918年，他黄历新年期间在虎跑寺度过，成为在家***，取名演音，号弘一。回校后虽照常教课，但茹素诵经，世味日淡。
1918年黄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将多年视若珍宝的藏品，包括书籍、字画印章、折扇、金表等都外赠或销毁，然后到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正式剃发出家，那时他39岁。
其实出家前，李叔同曾借喻荷花，抒怀“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也曾致信刘质平，“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那时朋友都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一般的文人雅士也常作此言，没想到他是当真的。
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籍夫人的诀别：弘一出家后，日籍夫人从上海赶到杭州，通过两位朋友去找丈夫。“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弘一写信告知天津家人自己出家，让家人也吃斋念佛，还嘱咐两个儿子用功读书。天津家人常给他写信，弘一信都不拆开，托人在信封后面写：“该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原配妻子俞氏，不到50岁病故，当时家人给弘一写信报丧，也没收到回复。后来，有人发现，弘一法师曾为亡妻抄经回向。
李叔同的同事姜丹书，曾与出家前的李叔同有过一段对话：
姜丹书：“你想出家？”
李叔同：“是的。”
姜丹书：“为何？”
李叔同：“无所为。”
姜丹书又问：“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
李叔同 “譬患虎疫死，将如何？”
如若患暴病而死，或者霍乱来了，即便内心难舍妻子儿女，又有什么办法吗？
绝尘而去，绝不回望张顾，李叔同如此了断世缘，与他纯粹的出家目的有关。他的禅房里，自书“虽存若殁”四字。在他看来，出家就是为了生死大事，妻儿、朋友的情缘均可以断。短暂的人生中，亲人早晚是要分别的，大限总要到来，出家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
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名副其实的苦行僧
出家早年李叔同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对殷勤求访者，他以一句“老实念佛”回复，不多发一言。
夏丏尊曾见，弘一与众多和尚挤在一间拥挤的禅房里，然后于河边***水，以鲜竹漱牙，毛巾破如抹布。夏丏尊要给他换一条新的，弘一说：“哪里，还受用着哩，不必换。”在他看来，破烂的席子、毛巾，***萝卜苦咸菜，都好，一切都好。
他双目低垂，脸容肃穆，过去那个生活讲究精致、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苦行僧。房中只有一张板床。外出云游，也是一席一被一伞，有时自己还挑行李。洗衣缝补，他全都自己动手。每日黎明即起，冷水擦身，但凡染病，从不经意。他患病在床，有人前往问候，他说：“你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你要问我佛念了没有。”
弘一严格持守最严谨最刻板的律宗戒律，成为恪守佛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典范。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也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等，因为其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很多。
1924年，弘一求见印光，被概不见客的印光拒在山门之外，他从天明等到日暮，终于见到印光，与之同修了七日。这七日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修行生涯。弘一悉心研究已中断700余年的律宗，撰写著作，躬行实践。后半生里，他不辞劳苦云游各地，四处弘扬律宗。
每前往讲律，行前弘一都约法三章：不为人师，不开欢迎会，不登报吹名。为防人接船，有时他还特地临时改搭他船。除讲律外，他闭门谢客，***等***都难以请到他。晚年弘一在福建讲经，忽然接到一少年来信，指责他忙于交际应酬。弘一反省自己，深感惭愧，当即回信表示：“即当遵命闭门精修，摒弃一切。”
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弘一集众演讲，尽力助众生渡劫。他弘法闽南，时值厦门陷落，好友劝他去内地避险。他作偈曰：
亭亭菊一支，
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
殉道应流血。
非佛书不书 非佛语不语
出家之后，弘一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他认为“耽于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毅然割断自己曾醉心的话剧、油画、西洋音乐等艺术。原本他诸艺俱废，后来还是保留了书法，因为可以“写佛语结缘利生”。弘一最常写的就是“以戒为师”，也常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弘一的书法，敛神藏锋，大巧若拙，已经是一种心灵的迹化了。他下笔一丝不苟，不矜才使气，不激不厉。刘质平回忆说，弘一写字书极慢，五尺整幅要写两个小时方成。
在谈写字方法的演讲中，弘一曾对僧人说：“倘然只能写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苛民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
他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新文化运动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他一生富贵，漫天才情，内心却有着无处为安的苦闷，这是执于现实的人很难理解的。“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当然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当人们还在感叹李叔同绝伦的才华时，他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诗歌及荒唐的生活，全部做了彻底的否定。1923年，西泠印社印了一本他的《漱筒诗集》，被弘一斥之为“多涉绮语，格调也卑，无足观也”。绮语，指轻浮无礼、不正经、令人邪思之言；1929年，开明书店请弘一写字模，开始他应允了，后又反悔，反悔的重要原因是：有些字，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
弘一不断省察自己既往的“放浪无赖”，他曾对丰子恺说，自己出家之前，一味地书呆子气，人情世故什么的一点儿都不懂。在《最后之忏悔》中，他写道：“我从孩提起就一直造恶，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无甚区别……”
60岁的时候，弘一用一句“不堪回首”，概括自己从幼年以后的种种经历，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在那个普遍排斥传统、排斥宗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弘一宣说：佛法非迷信，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学，佛法非违背科学。他出家不是因为厌世，也不为避世，实在是因为参透了人生。既然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荣华富贵、旷世之名声，或者子孙家业，更是身外之物。世间学术、绘画音乐等文艺，也不过是暂时的虚幻美景，而返本归真、追究终极真理，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出家后，李叔同那因无常世事而躁动的心，终归于安宁。
“这个世界，我总要来。 ”
1942年春，弘一前往灵瑞山讲经， 不久住在温陵养老院，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大众讲经 ， 并向院中老人讲说净土法要 。黄历二十三日，弘一示现些微疾病，但拒绝医药、探视，只是专一念佛。
二十七日，弘一绝食，只饮水。二十八日，他写好遗嘱，交代妙莲法师负责后事。九月一日下午，弘一在一张纸上写下“悲欣交集”，交给妙莲法师，并嘱咐：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他还特别叮嘱，当他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防止蚂蚁爬上来，这样在焚化时，可以避免损伤蚂蚁。他自认自己福气不够，说火化时，“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而已。”
说完，弘一默念佛号不辍。临终前，弘一法师还说了这样话：“这个世界，我总要来。”“释迦牟尼佛与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尽的因缘，我们与未来的世界亦然。”
四日戌时（晚上7点至9点），弘一右胁而卧，安详圆寂，终年63岁。这天是公元1942年10月13日。
第二天一早，夏丏尊收到了弘一的一封信：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日期是嘱人后填写）。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悲欣交集”通常的解释是，一面欣喜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愍众生的苦恼。
出家28年，弘一法师最后的遗物，是一件百衲衣、少量衣被和一把雨伞。百衲衣上的二百多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弘一法师圆寂后七天，尊其遗嘱：“龛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块。
弘一法师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世祖，与印光、太虚、虚云并称为“民国四大高僧”。
参考资料：
《李叔同全集》
夏丏尊《生活的艺术》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姜丹书《弘一***咏怀录》
欧七斤、盛懿《出旧入新：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对李叔同的影响》
陈海量、姜丹书等《弘一***永思集》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次子，宋 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纱縠行（今三苏祠内），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终年66岁。唐宋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他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苏轼幼时，其父游学在外，由母程夫人教授诗书，即“奋厉有当世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7），与弟辙同试礼。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读了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顿觉“有孟轲之风”，遂将试卷交主考官欧阳修。修见轼卷，“惊喜以为异人”，拟取为第一，又疑其为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取为第二；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欧阳修兴奋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苏轼兄弟遂同科进士及第。其后又同辙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最高等，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仅二人），从此，苏轼、苏辙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多从讲问，皇帝还自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他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曾任兵部和礼部尚书，先后出任凤翔、杭州、密州、湖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定州等地方官，他救灾治水、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军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创造性，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苏轼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运动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和传神、常形和常理、诗画本一律等理论，广泛地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至今。苏轼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
苏轼的博学多识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对中医药学很有研究。流传至今的重要医书《苏沈良方》就是将苏轼收集的医药良方与宋代另一位大科学家沉括收集的良方汇编在一起而成的。他在农业、水利、烹饪、养生等领域有极高的建树。
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真可谓“千古第一文人”，他发出的夺目光辉使整个北宋文坛为之灿然。宋神宗皇帝精辟地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陈毅元帅吟道：“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苏轼忠诚报国，爱国爱民，政绩卓著，是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良友。苏轼曾两度杭州为官，向朝廷力争不能废除西湖，并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使西湖得以留存至今。他还疏浚六井与运河，平抑粮价，赈灾济困，创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段出自《宋史?苏轼传》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对苏轼的无限感激之情。他主张轻徭薄赋，富民兴国，主张严于选材，善于任用。他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受到新旧两党夹击，一生坎坷不平。元丰三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晚年遭贬惠州，又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行至常州病逝，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追谥“文忠公”。
